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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声音，否定法家在历史上的作用，进而否定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意义。比如储殷教授（见图片）对商鞅和法家的评价，完全是用意识形态代替史学研究，缺乏起码的学术态度。

评价商鞅和法家在历史上的作用，就要回答为什么是秦国最后统一了中国。

春秋时期弩的出现，给军制带来了重大变化。春秋之前的中国军队中，主力军种是由贵族成员即“王族”驾驶的四乘战车，一般平民则是步行的徙兵，弩的出现，使车兵的优势荡然无存，战争形式也由战车为主转变为以步兵为主。在春秋末期出现了单独建制的步兵。到了战国时期更是以步兵为军队主体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成为载入国家户籍的“编民”，成为征兵的对象，但在这时，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即贵族不再提供军事服务，但却靠着血缘承袭享有各种特权，出现了权力与责任，权利与义务的极度失衡。这个时候，变法就成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。

魏国的李悝变法、楚国的吴起变法、韩国的申不害变法、秦国的商鞅变法、燕国的乐毅变法……都是拿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开刀，但除了商鞅变法以外，其它的变法都受到贵族阶层的顽强抵抗半途而废。

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打破世卿世禄，奖励耕战，根据功劳的大小而不是血缘亲疏进行封赏。打破刑不上大夫、礼不下庶人的习俗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新法在秦国施行后，太子嬴驷不小心触犯了新法，由于刑罚不能加于王位的继承人，于是太子的老师嬴虔被处以劓刑（割去鼻子），公孙贾被处以墨刑（脸上刺墨）。 并随着秦国的统一进程，商鞅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，对阡陌和封疆进行了更改，国家认可自耕农和地主的土地，承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，并且通过法律确定土地能够买卖。秦国最先实行郡县制度，并且设立县令和县丞，都通过君主直接任免。国家由有能力的人来治理，而不是由贵族靠血缘继承的方式垄断，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

也就是说，秦国由于变法，打破了贵族等级制，用法律约束所有人的行为（包括王族和贵族），奖励耕战，让平民通过军功可以实现地位的跃迁，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平民发展生产、参军参战的积极性。郡县制将公共管理交给有能力的人完成，也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。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不已，最终由秦国完成统一，绝不是偶然的，这是制度的胜利，也是法制的胜利。

而欧洲的这个社会变革的进程，比中国整整晚了两千多年。欧洲是在火器出现之后，贵族的重甲骑兵才被用步枪武装的步兵所替代，但贵族依然享有免税和统治的特权。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，才打破世卿世禄的贵族特权，并于1804年制定《民法典》，破除蛮族习惯法和宗教法的陋习，开始了“依法治国”的进程。

对待历史，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科学态度，不能将自己的好恶强加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去。中国的人文学者，这方面实在是有所亏欠。